近年来，香港多次因疫情冲击经济，政府推出多项现金援助计划以缓解民生压力，部分政策要求受益人必须持有强积金（Mandatory Provident Fund, MPF）账户，引发社会争议，支持者认为此举能精准覆盖在职群体，反对者则批评其忽视无MPF的弱势阶层，本文将从政策背景、争议焦点及社会影响三方面，探讨香港疫情援助与MPF挂钩的合理性。

政策背景：MPF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支柱

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实施以来，成为香港退休保障的重要一环，截至2023年，MPF覆盖约85%的就业人口，雇主与雇员每月按比例供款，账户资金可用于退休或紧急提取（如特定经济困难时期）。

在疫情期间，香港政府通过“保就业”计划等向企业发放工资补贴，而个人现金援助（如2022年“消费券计划”）则多通过MPF账户或税务记录核实身份，这一设计的初衷包括：

1. 行政效率：MPF数据可直接关联在职人口，减少欺诈风险；
2. 目标明确：优先保障纳税及供款群体，避免资源滥用；
3. 政策延续性：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衔接，降低执行成本。

这一逻辑忽略了非MPF覆盖人群的需求，如家庭主妇、自由职业者、低收入兼职者等。

争议焦点：MPF门槛是否制造不公？

被排除的弱势群体

据统计，香港约15%的劳动人口（如日薪工人、小贩等）未参与MPF，另有20万家庭主妇依赖配偶收入，疫情中，这些群体因失业或收入锐减陷入困境，却因无MPF账户被排除在援助之外，2021年“临时失业支援”计划要求申请人提供MPF记录，导致部分零工无法申请。

行政壁垒与复杂性

即使符合条件，MPF账户的提取流程繁琐，2020年“预先提取MPF”政策允许申请人提取最多1万港元，但需提交失业证明并等待数周审批，被批“远水难救近火”。

社会公平性质疑

批评者指出，MPF挂钩政策变相将福利与“正规就业”绑定，强化了结构性不平等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曾呼吁：“现金援助应基于实际需要，而非供款记录。”

国际经验与香港的路径选择

对比其他地区，现金援助的发放方式各异：

• 新加坡：通过全民“就业入息补助”（Workfare）补贴低收入者，不强制关联公积金（CPF）；
• 台湾地区：疫情期间发放“振兴券”，全民适用，无供款门槛；
• 美国：失业救济金以税务记录为准，但另设针对非纳税人的专项补助。

这些案例显示，普惠式援助虽成本较高，但能减少遗漏，香港若坚持MPF门槛，需配套措施弥补缺口，

1. 扩大豁免范围：允许无MPF者通过其他证明（如银行流水）申请；
2. 增设专项基金：为家庭主妇、残障人士等提供独立援助渠道；
3. 简化流程：建立MPF与政府部门的实时数据共享，缩短审批时间。

在效率与公平间寻求平衡

MPF作为香港社会保障的基石，其数据价值无可否认，但疫情援助的本质是“救急”，若过度依赖单一制度筛选受益人，可能背离政策初衷，政府需在行政效率与社会公平间取得平衡，确保援助真正惠及所有有需要的市民。

字数统计：约850字

注：本文基于假设性政策讨论,具体数据及案例需根据实际情况更新。